俗话都说，行行出状元。即使是在骗子这一行，同样也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但那些骗取了万贯家财的“大骗子”，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比不过弗拉基米尔·戈卢边科。但这个戈卢边科并没有骗到多少巨款，也没有骗到什么绝世美人，但他的“诈骗之旅”，至今仍然无人能模仿和超越，堪称苏联史上“最牛骗子”。
1914年，拥有乌克兰血统的戈卢边科出生在乌拉尔山脚下的一个工人家庭。从小，戈卢边科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他不喜欢念书更不喜欢上学，脑子里总是古灵精怪乱七八糟的想法，甚至开始学着街上的“大孩子”小偷小摸。19岁那年，他还没读完高中就因为盗窃而被现场抓获，并被判处短期监禁。1937年，23岁的他再度因盗窃、伪造证件和诈骗被逮捕，随后被判有罪，被发配前往德米特罗夫劳教所劳教——但这个古灵精怪的怪胎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失去自由。到达劳教所后不久，他就从这个看管不严的地方跑了出去。
虽然他逃了出去，但现在他的身份成了通缉犯，身份证件显然是没法再用了。于是他跑到火车站，“碰巧”地顺走了一位旅客的护照，而他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瓦伦丁·彼得洛维奇·普尔京”（Valentin Petrovich Purgin）。靠着这份证据，他畅通无阻地进入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军事运输学院，还加入了当地铁路的普加沃卡报社，成为了一名“光明正大”的记者。但他甚至对此还不满足，甚至还想跑到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去“闯一闯”——当时的他也许根本想不到，自己未来将在莫斯科掀起巨大的风浪。
随后，这个胆大包天的骗子真的辞职前往莫斯科，并借着自己“前记者”的身份在铁路工人报谋得了一份工作。随后，他又凭借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开始和著名的“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旗下雇员接触，并成功得到了该报纸当时的代理总编辑阿尔卡季（Arkady Poletaev）的青睐，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该报纸工作。在真理报工作期间，他故意暗示别人“我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有关”，并时不时和一枚红旗勋章一起露面，但始终拒绝向别人透露自己为什么获得这么勋章，以至于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神秘的苏联情报工作者，因此他的社会评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但他从来不说自己的“红旗勋章”的来历，是因为这枚红旗勋章的来历本身就有问题：他的母亲当时正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厦里担任夜间清洁工，而她应儿子要求，在清理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的房间时，盗取了勋章和相关文件，并找了一名雕刻师伪造了加里宁的公章。讽刺的是，很快他的母亲就东窗事发，和雕刻师一起锒铛入狱，但由于他此时的身份是“普尔京”而不是“戈卢边科”，因此他得以继续逍遥法外。得益于他的出色演技和那枚伪造的红旗勋章，他在真理报的晋升如火箭般迅速。到了1939 年3月17日，这个骗子居然已经成为了真理报军事新闻部的副部长。
身为军事新闻部的副部长，他自然得做点相关的事情——1939年7月，他因公前往远东出差，而当时正好发生了苏日边境冲突，骗人上瘾的他决定借此事再浪一把：他宣称自己在和日本军队的战斗中英勇负伤，并获得了列宁勋章。幸运的是他的伤势并未大碍，并向大家出示了医院开具的证明书——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他偷来的。借着这股东风，他还得到了两名苏联共产党员的保证，成为了一名苏联共产党候补党员。
随着1939年底苏芬战争的爆发，这个骗子又开始打歪脑筋——他向真理报总编辑自称前往苏芬战争前线执行任务，但实际上他只是躲在莫斯科城里，并用伪造的军方公务用纸向报社发去了“证明文件”，但大家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苏芬战争中有大量士兵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他也用偷来的公务用纸向授勋部门写了一封“推荐信”，并把他那些偷来的荣誉都写了上去，苏联政府一看这人曾经拿了这么多勋章，还是真理报军事部门的副部长，压根没仔细审查就授予了他“苏联英雄”称号。
作为编辑部的成员，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必然是要在报纸上刊登的，结果他好心的同事们把他的照片刊登上了报纸——然而真正的普尔京的妻子碰巧就是真理报的一名雇员。很快，他的诈骗之旅就到了头，并在去克里姆林宫领奖时被当场逮捕。1940年8月，他因“盗窃、诈骗苏联最高荣誉”而被判处死刑，年仅26岁。有趣的是，德国情报部门很快就知道了他的事迹，并把他宣传为“德国间谍”，但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而戈卢边科也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骗取了苏联英雄称号的“超级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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