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靖出得江湖，一年之中，慘遭大變。五位授業恩師命喪桃花島，成吉思汗意欲南下侵宋，母親李萍在郭靖面前斷然自盡，以明其志。郭靖縱馬南歸，一路上又是兵荒馬亂，屍骨遍野，令人觸目驚心。郭靖茫茫漫遊，不知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一時間諸般事端紛至沓來，如同哈姆雷特得知叔父殺兄娶嫂的真相後，陷入不得解脫的質問之中：
To be or not to be ? That’s a question。
郭靖不得不停下來，像兔子一樣暫時退出與烏龜的比賽，對自己進行碎片整理。
“練了武藝又有何用？連母親也不能保住。”
“我一心要做好人，但到底讓誰快樂了？”
“完顏洪烈自然是壞人，但成吉思汗呢？”
“穆念慈姐姐是好人，為什麼卻對楊康死心塌地地相愛？”
“我怎能殺別人的兒子，叫她母親傷心痛哭？但是，難道任他來殺我大宋百姓？”
“我勤勤懇懇的苦學苦練，到頭來只是害人。但不學武我又做什麼呢？我這個人活在世上，到底是為什麼？”
“活著好呢，還是早點死了？若是活著，此刻已是煩惱不盡，日後煩惱自是更多。若是死了，當初媽媽又何必生我？”
“世間到底有沒有天道天理？老天爺到底生不生眼睛？”
你說郭靖笨不笨？這些問題沒有慧根又如何想得出來。連修道數十載的的丘處機也將他開導不了。郭靖一句反問：“武功要練到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位前輩一般，固然千難萬難，但即便如此，於人於己又有什麼好處？”丘處機就呆了，只得叫他去找周伯通。
韓非將遊俠列為五蠹之一，就是看不慣這些江湖之人以武犯禁，任用私刑。而法制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減少和消除私力救濟，並將善惡恩仇納入一個看得見的訴訟程序當中。
俠客們脫離宗法社會，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其價值觀便以“忠義”為先，孝悌為後， 與主流社會以孝為先的價值觀殊為不同，殺人活命，全在一念之間。一個不以孝為根基的江湖社會，殺起人來就沒什麼惻隱之心。李逵的母親被老虎吃了，回到山上擺起來，眾位兄弟只問殺虎的細節，說到痛快處哈哈大笑，沒有一個人有片言安慰之語。當然李逵恐怕也不需要安慰，每一回劫法場，他都像過節一樣，見人就殺，不分軍民。但是書生金聖嘆看到這裡時，卻實在是看不下去，他大筆一揮，硬生生的在後面添了幾個字：“李逵大哭”。
加上沒有源自宗教的對於善惡的絕對標準，殺與不殺，每個俠客都是全憑自由心證。黑白兩道，革命與反革命，誰殺誰不殺，一般人都是涇渭分明的。所以在一個如此崇尚暴力的環境中，郭靖能夠靈臺清明，屢遭慘變之後陷入信仰危機，已經算有大智慧之人。雖比不得後來的令狐沖，但在射鵰裡卻是一枝獨秀。相比之下，黃蓉的那點小聰明跟家國情懷人生大道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
上了華山，丘處機被沙通天等人圍攻，情勢危急。郭靖在一旁天人交戰、內心苦痛不堪：“丘道長若被彭連虎等害死，豈非全是我的不是？但若上前相助，將彭連虎等擊下山去，又到底該是不該？”
此時的郭靖已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進入物我兩忘的狀態。他越行越遠，漸漸不聞兵刃相接之聲，獨自倚在石上，呆呆出神。
此時郭靖心中真正的問題是：誰有權力去殺人？誰授予了俠客做法官和劊子手的資格？暴力本身是一種善還是一種惡？
雙手沾滿鮮血這件事本身，也有善惡之別嗎？
革命的暴力與反革命的暴力，丘處機與彭連虎。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天啊，我該怎麼辦？
洪七公的出現，將郭靖從信仰危機當中解放了出來。
裘千仞作惡多端，在華山被眾人圍攻時，眼見像拿撒拉的妓女一樣凶多吉少，又沒有耶穌出來發問，便哈哈大笑，然後向眾人質問道：“說到是非善惡，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平生沒有殺過人，沒有犯過惡的，就請上來動手！”
一燈大師長嘆一聲，首先退下。其他各人捫心自問，皆心中有愧。五十步笑百步，誰有道德上的絕對優勢和權威去向他扔石頭呢？
這時洪七公作為江湖上的道德完人，從天而降。一席話擲地有聲、大義凜然。
“老叫化一生殺過二百三十一人，這二百三十一人個個是惡徒，若非貪官汙吏、土豪惡霸，就是大奸巨惡、負義薄倖之人，老叫化貪杯貪食，可是生平沒有殺過一個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個！”
沒有一個人有意見，連裘千仞也為之氣奪，放棄了上訴的權利。
一個殺了二百三十一人的洪七公，說他問心無愧，生平沒有錯殺一個。你信嗎？
我首先就不信。也自認做不到。“貪官汙吏”聽上去還似乎罪有應得，“土豪惡霸”就難免良莠不齊，至於“大奸巨惡”實在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負義薄倖”的指責就更在一念之間了。王語嫣的姑媽專門就是殺負心人的，但凡停妻再娶、包二奶的男人，都是拖到花園去活埋了。
當一個凡人擁有對別人的生殺大權，擁有以善惡和絕對真理的名義去宣判的時候，是最危險的。江湖是一個最容易自我膨脹的地方。手執利劍就等於口含天憲，這種俠客們的救世主心態還僅僅來自於武功，並沒有更高的意識形態來為這種絕對權威加冕。因此它比君主制下的權威更加無理，世俗的君王，至少有一套“合法性”的說詞，比如孟子的
“天子受命於天”，胡克的“神授君權”。所以中國這麼大，也不斷有人將之一統。江湖的統一卻始終是個幻想。
“統治人類的權力是一種可怕的權力”，這是羅伯斯庇爾在大革命初期說的。這位羅先生因此大聲呼籲取消統治者殺人的權力，強烈要求將死刑從法國的法律中刪去。他說：當一切人的力量用於對付一個人的時候，死刑是極端不公正的。
相信這些話是出自大革命暴君羅伯斯庇爾之口嗎？那時的羅伯斯庇爾，多麼像正義凜然的洪七公啊。但在隨之而來的腥風血雨中，羅先生狂熱地高叫著：殺死路易十六！殺死王后！雅各賓取得政權後，羅成為法國事實上的最高領袖，無論他有著如何令人稱道的個人品質和崇高目標，一個洪七公輕易就變成了殺人如麻的東方不敗。
但郭靖完全被這一番話折服了。心中豁然開朗，想到：“原來只要不殺錯一個好人，就是問心無愧。瞧師父指斥裘千仞時，何等神氣凜凜。只要我將武功用於仗義為善，又何須將武功拋棄忘卻。”
洪七公成為了郭靖在信仰危機中抓住的救命稻草。郭靖的慧根也就到此為止。他完全忽視了當裘千仞悔過跳崖時一燈大師的言行，也使自己提出的問題轉移了方向。
洪七公以自己的道德感召力和對於善惡衡量的絕對自信，掩蓋了郭靖內心真正的疑問：殺人的權力從何而來？善惡的界限到底在哪裡？“完顏洪烈自然是壞人，但成吉思汗是不是壞人呢”的問題，其實並沒有得到解決。成吉思汗又該不該殺呢？誰有這個權力來評判，按自己的天地良心來鋤掉花園裡的雜花和毒草？
如果說郭靖和洪七公代表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江湖力量。金庸後來的作品就慢慢傾向懷疑論，最後抵達《鹿鼎記》的虛無主義，武俠也就再寫不下去了。
郭靖重獲信仰，漸漸樹立了“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終極目標，構成這個終極目標的兩個主要信念——民族大義和正邪之分，在以後的兩個大俠身上，對單純信條的絕對自信被複雜的現實徹底擊碎。
這兩個大俠就是契丹人蕭峰和笑傲江湖的令狐沖。
在喬峰身上，民族大義成為了一種原罪。漢人有好壞，契丹人也有好壞。在郭靖眼裡，完顏洪烈是壞人這一點是絕對無疑的，成吉思汗是不是壞人有點疑問。但在喬峰眼裡，耶律洪基和完顏阿骨打會是壞人嗎？說實在話，完顏洪烈就比成吉思汗、耶律洪基和完顏阿骨打壞嗎？在郭靖看來沒有問題的事，在喬峰看來就大有問題了。
喬峰解脫不了這種矛盾，在相對的價值衝突之間唯有一死。令狐沖的慧根是最高的。黑白正邪沒有絕對的標準，之所以說令狐沖是真正的隱士，是唯一真正笑傲江湖的人，就在於他完全解構了屬於郭靖的終極目標。他最終跳出了所有殺戮的理由。他對於世俗價值的懷疑也是最深的，他從心裡反感作為法官和所謂正義維護者和上帝選民的角色。郭靖在靈臺清明的一瞬提出的問題，直到令狐沖的出現，才得到一個答案。
令狐沖在本質上更接近哈姆雷特。不過他的解脫之路是徹底東方化的。令狐沖是一個江湖之上的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梅因在論及“從身份到契約”的歷史進程時，說：“起初，人們首先不是被視為一個個人而始終被視為一個特定團體的成員。”在金庸筆下，我們看到只有令狐沖，在精神上是作為一個個體，而不是作為一個團體當中的成員而出現的。為了強調這一點，金庸甚至破天荒的隻字不提他的身世。我們看到後來在古龍筆下，個體性更加得到張揚，幾乎不再有任何主角是有來歷的。令狐沖比蕭峰更本質地使江湖的烏托邦遭到摧毀，使郭靖的終極目標成為失去根基的海市蜃樓。
在一個個人主義和後金庸時代的江湖中，像洪七公這樣的人物本是不該出現在古龍筆下的。但俠客楊凡《大人物》，卻是又一個在烏托邦的路上執迷不悟的羅伯斯庇爾。田思思離開家去尋找她心目中的大人物，結果愛上了其貌不揚的大頭鬼楊凡。最後謎底揭開，這個楊凡的平凡不過是外貌，他原來才是真正的大人物，他是秘密組織“山流”的首腦。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秘密組織呢？一群熱血青年懷著正義，去暗殺江湖之上的“壞人”，他們希望這個江湖變得更美好，變成一個烏托邦。
他們把這種事叫做“鋤奸”。
楊凡其實絕對的自命不凡。他的道德優越感和絕對的自信，使這部武俠成為我最不喜歡的、也是古龍中後期作品中最不可原諒的一本。因為他徹底背叛了一個自由主義的江湖，背叛了古龍自己的武俠精神，甚至退回到了金庸的起點之前。楊凡連郭靖都不如，連靈臺清明的一瞬也沒有。那麼多人的死從沒有讓他陷入過信仰危機，卻成為一個堅定而冷酷的原教旨恐怖主義者。
有一天，如果楊凡也振振有詞：我一生殺過二百三十一人，這二百三十一人個個是惡徒，若非貪官汙吏、土豪惡霸，就是大奸巨惡、負義薄倖之人。我生平沒有殺過一個好人，王怡，你是第二百三十二個！
列位看官，我的喪鐘將為你而鳴。
謬種流傳，可以一至於斯。洪七公啊，你又為什麼不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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