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酷爱书画，同时兼擅的皇帝，他与米芾的书画之争也成就一段段逸闻。宋代对于书画装裱的重视，不仅来自宫廷中，作为书画家的米芾也善装裱，著有《论鉴赏装裱古画》一文。
这种自上而下的热爱，让装裱迅速有了“约法三章”。收录于南宋学者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是目前已知唯一一部记录宫廷书画装裱收藏的法典性文章。其中记载：“其装裱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当时宫廷装裱的“成式”是按照书画作品的年代、帝王等级、装裱品式而分别规定了多种不同的绫、锦、绢、贉纸、轴头、木杆、用印、题签的。其中，不仅对装裱的用料有所规定，而且对装裱尺寸也有所定式。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刊谬补缺切韵》是卷轴的装裱形式，但是展开后非卷非册，而是层层相错的书页。这件书于唐代的作品在宣和时期被重新装裱，并成为至今存留的唯一一件“龙鳞装”装裱文物。可见宋人除了循规蹈矩，有时候创新意识也是满满的。
明代书画作品经常被皇帝当作赏赐或俸禄赐给王公贵戚，大量书画由此流入民间，民间装裱修复的技艺得到空前发展，完美修复的传统由此在明代完成。明代私人收藏极其盛行，尤其在富裕的江南一带，如沈周、文征明、王世贞、董其昌、韩世能、项元汴、华夏、张丑、顾元方等，很多人既是收藏家也是书画家，他们对装裱十分讲究，作为重要的艺术群体与装裱人频繁互动，探讨款式与实际的操作流程，设计的装裱品式对苏式装裱的品格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明代裱工周嘉胄著有《装潢志》一书，详细地论述了装裱的技术和材料，这是第一本系统的装潢学专著。其中有记载，王世贞家里有很多珍贵字画，当时著名的裱工强氏获得重金礼聘，经常成为王世贞的弇州园座上宾。
《装潢志》同时用大量篇章提到了古代书画修复的目的及原则。“古迹重装如病延医”一章中写道：“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弊。”这段文字足以证明修复已经作为独立的工种出现，周嘉胄将残破古书画比作病人，将装裱师比作医生，将“改装”或“重装”当成一次手术操作。样的目的本质上是一种“复原性修复”，是一个有着高超医术与良好职业道德的医生所努力追求的理想结果，正是带着这种敬业态度和完美理想，古书画修复中大大小小的“手术”一直在进行着，这也是为何裱工有着“书画郎中”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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