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特立独行的一只猪
积贫积弱
有些人，注定会成为传奇。
有些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公元960年，正月初三，大周边关示警，辽军准备南下。
此时，朝廷做出了如下部署：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抵抗。
大军行至陈桥驿，士兵哗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实现了“点检做天子”的谶言。
正月初四，赵匡胤兵不血刃地控制了开封城，后周小皇帝被匆匆赶下台。在士兵和朝臣的拥戴下，赵匡胤即天子位，国号“大宋”，后周灭亡。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别了，柴荣，别了，后周。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他不想丢掉饭碗，更不想他的子孙也丢掉饭碗。
于是，“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轻松地解决了武将的威胁。
此后，大宋的天是文人的天，大宋的皇帝是文人的皇帝。
既然偃武修文，那武备必然废弛，武将也懦弱不能，所以，大宋经常挨揍。
既然打不过，那就多招人，人海战术，所以，大宋军队年年扩招，军费一增再增。
为了笼络文人，赵家天子开科取士，凡是能中进士的，都有官做；凡是烈士功臣名人后代的，也都有官做。而且，官员的待遇非常高，财政官员表示，经费在燃烧。
这就是“三冗”，压的大宋财政喘不过气来。
也许，冥冥中会有一个“救星”出现，至少，他会理财。
少年才俊
公元1021年，距离大宋开国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在江西的临川，有一个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叫做王益，做判官，算是个官宦家庭。
王益给孩子起名：安石。
在安石之前，曾经有一位“安石”（谢安，子安石）拯救了东晋。今日，大宋朝也出现了一位安石。
王安石小时候喜欢读书，过目不忘，尤擅长写文章，动笔如飞，见者无不称奇。
公元1037年，王安石随父进京，以文会友，结识了大名人曾巩；然后，曾巩向好友欧阳修推荐了这位后辈小生，获得了赞赏。
宋代文风之盛，士子之幸，后世无比肩者。
王安石这次进京收获巨大，不仅认识了名人，还留下了很好的口碑，算是融入了“贵圈”。
为官一方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获得进士第四名，朝廷授其淮南节度判官。
在任期满后，王安石放弃了做“京官（馆阁入职）”的机会，他选择继续任职地方。不久，调为鄞县知县，在任上，他兴修水利，创办学校；并且积极探索“新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主义的新道路。
王安石不因循守旧，他做事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在做知县时，他深知民间疾苦，最关键的是他知道这个“苦”苦在哪里，以及如何解决。一般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往往最艰苦，他们为了播种，不得不借高利贷，到最后欠下一屁股债，家产土地都被抵债，农民破产。王安石知其症结，故对症下药。他在农民青黄不接之时，以政府的名义向农民提供贷款或种子，收取低微的利息，待农民收获以后再来偿还。这个方法一经施行便大受欢迎，“三农”的问题解决了，经济自然获得发展，王安石踌躇满志，政绩斐然。
任满后，王安石再任舒州通判，他勤政爱民，好评如潮，获得了百姓和官方的认可。
声名鹊起
地方出现了一位颇有民望的好官，中央领导们都看在眼里。作为宰相的文彦博便向朝廷举荐王安石，可是，人家拒绝了，理由是越级提拔了。
天下哪有这样的人，京官不做，大官不做，只在地方做个父母官，而且还做得有声有色，乐此不疲，这是何等的节操啊！王安石，你就是我们士大夫们的楷模！
不久，文坛宗主欧阳修推荐王安石担任谏官，安石婉拒。
王安石，你到底想要什么？难道你真的甘心做一辈子地方官吗？
不错，安石还在地方任职，他心里有更高的追求。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被调为度支判官，来京述职，接着这次机会，他作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
王安石认为，北宋现在最大的实现就是“内忧外患”，国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执政者不知法度。那么，如何解决？
王安石给出了答案：
“效法先王，改弦制度，重用人才，奋发有为。”
王安石沉默了多年，终于说话了；但是，宋朝的当家人——宋仁宗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万言书石沉大海，王安石心灰意冷了，他想，仁宗注定不是我的白马王子，难道我的意中人还在上幼儿园吗？不，他已经十岁了，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一见钟情。
虽然老板不待见王安石，但北宋的大臣们却不一样，他们多次邀请王安石担任馆阁之职，王安石还是那个王安石，他一口谢绝，我要等那个人，我要等属于我的时代，安石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我会一直等下去。
安石不出，如苍生何？
自从王安石拒绝了朝廷的任命后，北宋京官们怏怏不乐。他们朝思夜盼的真儒——王安石来不了京城，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不求仕途，无意功名，遂遗憾不得相见。
不久，王安石实在推辞不了，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众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原以为王安石也是个附庸风雅的文人，谁料，来了京城，王安石得罪了一大批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
君臣际遇
有一个少年，英俊不凡，他尊师重道，心怀天下。长大后，他有一个梦，一个雪祖宗之耻的梦，一个变法图强的梦，他不甘于平庸守成，他决定振兴大宋。
一天，这个少年身穿金甲，来到了他奶奶的住处请安，当他的奶奶看到她的孙儿不爱素装爱戎装时，一时百感交集，即喜且忧，大宋需要一位热血天子来捍卫国家尊严，可是，万一失败了怎么办？祖宗百年积攒的家业也会付之一炬，这值得吗？
这位少年便是未来的大宋天子——宋神宗赵顼。
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
神宗即位之前，素喜欢法家，尤其钟爱《韩非子》。他经常听老师讲变法的故事，有一个人时常在他眼前浮现，他老师说，这个人叫做王安石，是一位既有才华又有能力的官员，神宗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个名字。
不久，王安石进京，神宗遂召安石入宫以请教治国之策。
神宗问：
“治国什么最重要？”
“方向！”安石坚定地回答。
“效法唐太宗可好？”
“不好，陛下应该效法尧舜！”
当王安石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宋神宗一脸疑惑，他不明白他所倾慕的爱卿——王安石为何看不起一代明君唐太宗。
“爱卿高看朕了，尧舜不可及也；你我君臣一心，戮力改革，共兴大宋！”神宗还是很信任王安石。
其实，神宗非常爱才，也很敬重文人士大夫，无论是老人集团，还是新人集团，神宗都公平待之。在王安石的主张深得神宗之意时，大宋的北方也出现了一位优秀的才俊——司马光。
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知否。
安石变法
御前会议
熙宁元年，大宋发生了旱灾，于是，国库告急；国库的主人——宋神宗愁眉不展，他决定召集大臣们开会商议。
《宋史.司马光传》记载了这次会议：
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既然国家财政出现了困难，那么政府就应该节流尚简，以省国帑，这是司马光一派的意见。但是，有一个人站了出来——王安石，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司马光的主张，他认为国用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政府部门里面没有一个善于管理国家财政的人，而不是一味地节流。
于是，两人争论了起来。王安石认为，国家想要获得经济发展必须积极有为，即政府干预。
司马光立即针锋相对地指出，“干预？理财？不过欺世盗名罢了，本质上还是敛财，以官府的名义敛老百姓的财。”
“不对，你理解错了，司马相公，我的意思是——百姓不加税，国家府库充足。”
“什么？我没听错？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天下的财富是一定的，要么在百姓手里，要么在官府手里，你通过法律来夺取百姓手中的财物，这比加税都可恶。”司马光十分气愤。
辩论结束了，可争执却没有结束，相反，这只是开始。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正式开始变法。
变法者，变宋朝祖宗之法也。
这次变法的指导思想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何为赋？
一言以蔽之曰农业税，即北宋农民上交给国家的田赋和丁税。
王安石的宗旨是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但是，天地间的财富总数是一定的，不加赋，那国用怎么足呢？
答案很明显——与民争利。
即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调控经济。在农业上的表现是财政贷款（自愿——强制）；在工商业上的表现是国有化（市易法，均输法）。
在王安石的新法出来之前，司马光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是，这两位北宋重臣却天生搁不到一块，其思想上的分歧尤为严重，实质上这是朝中两种势力的交锋，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两种主张的再现。
争论不休
为了更好地理解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思想冲突，我们把视线往前推移一千多年——西汉。
《盐铁论》上有一段记载有助于我们理解：
贤良（儒士）曰：“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官员 ）曰：“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
贤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櫌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
西汉的儒士们认为：
“农业是根本，农具是否得力关系极大。好的农具，效率高，农民乐于耕作……而现在官造的铁器，笨重不堪，都只顾完成官府规定的任务，从不考虑是否合乎民用，甚至钝弊到了‘割草不痛’的地步，因此农民苦累而收获少。”
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帝国官员们反驳道：
“官府指挥工匠进行大规模生产，资金雄厚，设备完善，比个人生产制造的质量要好，价格公平”。”
儒士们接着说：
“盐铁官营以前，盐和五谷同价，现在官盐价高，有的穷人卖不起只好淡食……现在官府造的铁器质量又差，品种又少，而且买时好坏不准选择。老百姓上门去买，要跑老远的路，还常碰到官吏不在，难得买到。由于生产铁器的卒徒是强迫的，‘烦而力不尽’，所以成本费用高，官价贵。贫苦农民只好木耕手耨。不仅如此，铁官完不成任务时，还强迫农民去帮忙白干活，卖不掉时又强迫摊买。”
通过比较得知，桑弘羊主张盐铁官营，即国有化。这样做的好处是国家可以控制盐铁资源，增加政府税收；但不利也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富裕了，官府充盈了，可百姓遭罪了，买到的物品是“物差价高”，就像今天的石化双雄，人民没有选择权，只能被迫消费。而且桑弘羊的主张就像酵母一样，它会随着时间而发酵，一旦政府财政拮据，这个酵母立即发酵，即国有扩大化，以前是盐铁，现在是酒茶，以后名单还会增加，国家就像贪吃蛇一样，越来越膨胀；相反，私营工商业会逐渐萎缩，社会会动荡不安。
中国有句古话：“民不与官斗”。
既然官府以国家的名义四出生财，那么在同行业里面，官府或官府支持的商家无疑是最后的赢家，私营民企不得不撤退。这样即使政府增加了收入，但是却抑制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财富的动力。
桑弘羊的反对者们认为：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农业是财富的基础，生产是财富的来源，国家应该尊重自然秩序，即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
历史很有趣，它并不是简单地照搬概念，用所谓的名词来解释历史现象。历史需要归纳概括，但应该有一个前提；历史需要感情色彩，但尽量直白；历史需要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但必须言之有物，史论结合。
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并不是简简单单四个字，它里面有太多的疑问，为什么主张“重农抑商”的儒士们反而要求经济自由，发展私营工商业？
厘清了经济史我们再来看王安石变法。
熙宁三年，王安石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新法。
- 富国
青苗法
这是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一个科目，也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那么，什么是青苗法呢？
- 官府分两次（截止日期为正月三十日和五月三十日）提供贷款或谷物给农户，有余钱可贷给城市坊郭户；
- 利息二分（偿还日期为五月和十月），与夏秋两税一并上交；
- 农户贷款必须有“担保人”，官府分出户等（按财产），贷款时贫富（上户和下户）搭配，互相监督检查；
- 自愿原则。
其实青苗法对百姓非常有利，每当农户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既解决了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又增加了政府收入，同时打击了地方上的兼并之家。
然而法律不是尽善尽美的，总会有缺陷，青苗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弊端：
- 地方政府强制摊派，使贫户失去土地，富户受到牵连也破产。
- 擅自加息，本来二分利息，有的贪官枉顾中央法令，私自加息，鱼肉百姓。
- 如何贷款呈两极分化趋势，考虑到下户的偿还能力，有的地方谨慎贷款，不给下户贷；有的地方滥贷，不考虑偿还能力，结果无力偿还的纷纷破产。
总的来说，青苗法在各地的施行情况是参差不齐的，有好有坏，主要依赖地方主政官员。
宋朝的官员待遇高，处罚轻，很多人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去对待青苗法，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也有一些官员，为了升官，拼命赶“政绩”，多贷多收，不考虑百姓的死活。
针对青苗法的弊端，引起了很多官员的口诛笔伐，有的不免夸大其词，甚至危言耸听。但话说回来，这些官场老油条（或者叫做“保守派”）非常清楚大宋的地方官，熟谙各种潜规则，他们得出了一个共识：任何一种政策，只要不扰民才是真正的爱民。
一般古代出现自然灾害，皇帝都会命令赈灾，皇帝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仍不免有部分官员中饱私囊，贪赃枉法，可见执行力是多么重要。
免役法
这项措施是真正的利国利民，不仅变法派支持，就连竭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也称赞不已。
在中国古代，百姓不仅要向国家交税，还要服役。
何为役？
曰自费为国家义务打工，且要承担各种法律责任。五代时期，百姓的负担很重，要服役，此役主要指“差役法”的役，农户每年都要服两次役，一次本乡的，一次州县的，服役时差旅费自备，未完成任务或损失财物要接受处罚，这样下来很多百姓都破产逃亡了，真可谓“苛政猛于虎”。宋朝建立后，五代的弊政全都继承了下来，老百姓叫苦不迭。
当然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开始尝试变革，用“纳钱免役”来代替差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王安石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总结各方经验，创设出免役法，主要有两点：
- 计产交钱，政府统计核实农户财产，划分户等，然后规定应当服役的人需要交纳“免役钱”，交完钱就不用服役了；原来享有不服役特权的农户现在必须交纳“助役前”。
- 雇人充役，政府利用“免役钱”和“助役钱”作为资金，雇佣农户服役，事后付报酬。
免役法可谓是百利而无一害，大受农户欢迎，政府也提高了效率，农村生产力获得解放，经济取得发展，国家收入亦获得增加。
但是，想让百姓活得幸福开心是不可能的，神宗去世后，免役法被废除，后来哲宗绍述，虽然恢复了新法，可新法已经变了味，免役钱继续上交，老百姓继续服役，原本可以交钱免役，现在钱不但要交，役也要照样服。
方田均税法
公元39年汉光武帝刘秀下令全国度田（度：丈量），结果地方豪强激烈反抗，一时间新生的汉帝国似乎又风雨飘摇，刘秀不得不妥协，停止度田。这样做的后果极其严重，终东汉一朝，豪强地主通过兼并土地不断壮大，中央政府姑息养奸，直至灭亡。
熙宁五年(1072)，大宋执政王安石不顾保守派反对，毅然推行方田均税法（方：丈量），其主要内容是丈量核实土地，划分等级，然后登记造册并确定税额。
试问普天之下谁的土地最多？
——大地主
丈量土地后，政府依照土地贫瘠征税，试问此举侵犯了谁的利益？
——大地主
宋初，国家不抑兼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田连阡陌者比比皆是，这些人隐瞒土地，据实不报，占尽肥沃之土，却偷税漏税，国家被此等蛀虫几要掏空。
相反，兼并之家不纳税，那么请问，赋税最终转嫁到了谁的头上？
——小农（多是自耕农），对，最底层的人向国家纳最重的税，试问，公平何在？
有人问，公平是什么？
——民心，我大声地告诉你，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或者以后，民心所向（非暴民）即公平。
果然，王安石的这则新法令地主豪强惶恐不已，不仅豪强，朝中的很多高官也都颤颤微微，好一个王安石，你不食人间烟火吗？你不属于士大夫群体吗？你怎么这么心狠，连同僚都不放过，好，既然你王安石不仁，那我们就彻底翻脸了。
于是，朝中百官大肆攻击新法，安石几乎孤军奋战，但绝不屈服。
新法在神宗的支持下维持到元丰末年，后来俱被废。
农田水利法
自古统治者皆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王安石深明此理，农田水利法就是其体现。
- 凡需要修建水利工程的地方，农户按户等“众筹”；
- 众筹仍不够的可以向政府贷款；
- 可以多县联合。
这项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其成果极为可观，兴修的水利工程多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均输法和市易法
均输市易古来有之，这套新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总体侧重于工商业。
均输取自《禹贡》纳粟纳秸之意，所谓均输法有以下要点：
- 原则：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 机构：发运司
- 关键：及时掌握中央与地方的供需信息
其实，均输法的目的就是调节供需，提高政府效率，亦可打击商贾，减轻农民负担。但是，这项措施也有弊端，“看的见的手”极大地干预了经济，与民争利是必然结果；虽然出发点利国利民，可实行起来并不如愿，甚至会引发大规模地冲突，激化矛盾。
时间不久，宋徽宗年间，皇帝喜爱奇珍文玩，下属投其所好，大兴花石纲，遂激民变。
市易法意在稳定物价，要点有：
- 机构：市易务
- 原则：货物滞销时收购，稀缺时卖出
- 特权：可以向商人批发货物（赊贷均可）
从实施效果来看，对稳定物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负面影响更多。此法严重地挫伤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主要是小商人）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干预市场，控制物价，垄断批发和零售，使很多小商人负债累累，社会动荡不安。
- 强兵
置将法
北宋旧制，禁军轮番更戍各地，因此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战斗力也受到影响。
置将法是将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由固定的将官加以训练，称为“置将”，以此提高军队战斗力。神宗死后，此法名存实亡。
保甲法
保甲法是将乡村农户按户数结保，形成民兵性质的地方军事组织，其目的：
- 缉盗
- 省财
- 部分恢复征兵制
但事实上，保甲法训练出来的民兵根本没有作战能力，无法投入战场，只能勉强维持地方治安；另外保丁必须进行军事训练，
执行“上番”任务，这具有强制性，类似于如今的军队拉练，保丁一切需自备，还要服从长官的命令，此举令保丁深受其害，不少人断肢断臂来逃避保甲法。保马法
保马法是借百姓之力来为国家养护战马。
具体规定有：
- 实行范围：西北民户
- 方法：愿意养马的民户由政府提供马匹，民户代养，即可独自养，也可合作养。
- 养马民户可以减免赋税，但是如果马匹意外死亡，民户需赔偿。
此法弊端甚多，第一，战马多为散养，圈养的质量不高；第二，民户财力微薄，而马匹多瘟疫疾病，意外致死顷刻间使农户倾家荡产。不久，此法废除。
科举
- 改革科举，废除明经科，进士科考试以策论经义为主；
- 考试法定教材为《三经新义》；
- 整顿太学，实行：“三舍法”，凡考试合格可依次进入外舍、内舍、上舍，毕业者即可做官，省去了参加科举考试的程序，即太学成为了选官制度的一部分。
罢相风波
就在王安石踌躇满志地进行变法之时，新法反对者们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反扑，两派斗的你死我活，神宗也无可奈何。
就变法派来说，其灵魂人物自然是王安石，其他成员主要有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兄弟，谏官李定等。当时很多人都批评新法，原因之一即是变法派大多人品卑劣，为士大夫不耻。后来脱脱修宋史时他们大多进了“奸臣传”。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久不下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新法的围攻，神宗忧形于色，寝食不安。不久有人绘《流民图》以告急文件特进，神宗反复观图，彻夜不眠，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
这时，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的深入，宋神宗开始动摇。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由此，神宗对变法产生了怀疑，遂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
王安石罢相后，变法派内部发生了分裂，二号人物吕慧卿急于上位，背叛了王安石，暗地里进行“倒王运动”，后被韩绛得知，密告于安石。不得已王安石于熙宁八年（1075年）又重回庙堂，并再次拜相，但此时，“帝破厌之”，王安石的主张已经得不到神宗的支持了，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新法难以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的长子王雱病故，安石极度悲痛，遂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
废除新法
纵观神宗一朝，新法始终得以实行；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因其年幼，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因太后不喜新法，故重用老臣，反对派灵魂人物司马光来到开封执政，他尽废新法，“以母改子”，史称“元祐更化”。（“元祐”是哲宗第一个年号）
哲宗长大后亲政，欲复其父未竟之事业，故改元“绍述”，意为继承和恢复神宗改革之事业。随后，哲宗任命了一批变法派人士为执政，掌朝事，无情打击反对派，元祐年间废除新法的诸官员均被打倒，曰“元祐党人”，此事件史称“哲宗绍述”。
变法派新贵章惇大权独揽后，排除异己，并且恢复“新法”，但很多措施已经变味，“新法”仅仅成为一个打击政敌的政治口号而已。
哲宗死后，徽宗立，向太后掌权。太后偏保守，故任用反对派大臣为相，贬斥变法派，新旧党争趋于白热化。后来向太后还政，徽宗又重用变法派，打击反对派。
靖康年间，金兵南下，二帝蒙尘，北宋灭亡。
“拗相公”与“靖康耻”
下面是一则关于“拗相公”——王安石的轶事。
包拯担任开封群牧使时，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他的下属。有一天，包拯和他们一起饮酒赏花。包拯兴起，亲自向王安石、司马光等下属敬酒。王安石平时不喝酒，于是他拒绝了包大人的敬酒，司马光等同僚一看不对劲，赶紧过来劝“同事”，可任凭你这劝那劝，王安石就是不喝一口。就连脾气倔强的包大人都向王安石竖起了大拇指：“你真牛皮！”
宋史说王安石性格执拗，特立独行，做事“不撞南墙不回头”，也不听劝。他有句名言：
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
认准一理，便生死相依，不放弃，不妥协，“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恐怕就是王安石固执一理的原因了。
南宋建立后，朝臣们开始反思“靖康耻”，为什么北宋会灭亡？
——“六贼”祸国，蔡京尤甚。
为什么蔡京能够危害社稷？
——小人得志；君子遭难。
小人谓谁？君子谓谁？何故势同水火？
——小人者新党也，君子者旧党也；两派攻讦，党同伐异，朝政衰也。
党争因何而起？
——王安石变法。
原来“靖康耻”的“元凶”是王安石，这是南渡后临安君臣的反思结果。
所以，自南宋后，王安石一直名誉不佳；近代以来，梁启超先生为王安石翻案，学界开始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建国后，王安石倍受赞誉，以“大无畏的改革家”面孔出现。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君谓之何？
注：王安石在南宋朝臣修《神宗实录》时入选奸臣传，而在脱脱主持修订下的《宋史》奸臣传里并没有王安石。
原创不易，请勿抄袭！如有不实，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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